作者：孔迎川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5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谓“全球史”视野中，中国边疆各区域从中国史中被割离出去，西北地区被囊括在“内陆亚洲”中，西南历史被纳入“赞米亚”的路径内认知，台湾发展则被不怀好意地放在“大东亚”的圈子里考量。这样，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被扯得四分五裂，令人颇有晚清《时局图》之感。

受后现代、后殖民思路影响，在新一代美国中国学学者笔下，历史中国的边疆地区成为“反思帝国”、“再论殖民”等西方话语概念的试验场。他们多宣称自己的作品是真正“以区域为中心”，实际上却落脚于解构历史中国，其背后的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花样翻新的区域史研究

美国中国学区域史研究滥觞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阶段的费正清、拉铁摩尔、魏特夫等汉学家往往着眼于“东亚”、“内陆”等较大区域。自60年代始，受越战时期政治反思的影响，美国中国学研究发生转向，以西方为中心的史学范式受到批判，加之年鉴学派与社会人类学推动，诸多学者选择从更具体的空间看待中国（即柯文所言“中国中心观”），如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讨论晚清中国社会，实际上分别从华南与华中两个区域展开；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等，则直接以区域作为研究题目。施坚雅“经济区系理论”梳理了中国从基层社会至宏观区域的空间结构，对美国中国学区域史研究有深远影响。

20世纪90年代至今，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影响愈深，加之近年来西方发生全球史、新文化史及新帝国史的研究转向，美国中国学区域史研究出现从“中国为中心”转向“区域为中心”的风潮。其间不少研究又受所谓“内亚史观”、“新清史”等影响，产生或翻新“元清非中国”、“中华殖民主义”等一系列奇谈怪论，如何罗娜《清代殖民事业：中国早期近代的民族志与制图学》、乔荷曼《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1200—1700）》、邓津华《台湾的想象地理：中国殖民旅游书写与图像（1683—1895）》、濮德培《中国西进：清朝对中央欧亚的征服》、米华健《嘉峪关外：1759—1864年新疆的经济、民族和清帝国》、迈克尔·克拉克《权力之眼：从清朝征服到“新中亚大角逐”的中国与新疆（1759—2004）》，等等。毕业于美国东北大学的杨斌的博士论文《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云南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一书，也可视为此潮流下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一代美国中国学学者对中国边疆各区域极富兴趣，涉及中国台湾、西南及西北等众多地区，时段上偏重元代以降。他们多把中国古代王朝称为“帝国”，认为元、清等王朝并非中国，将中国古代王朝疆域拓展与边疆治理类同于西方“殖民”。

热衷于用“西方概念”透视中国边疆

在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浸润下，新一代美国中国学学者十分热衷于用“西方概念透镜”观察中国边疆，在所谓“以区域为中心”的视角下，欲图重写中国边疆的发展历史，进而重新定义“中国”概念。邓津华在《台湾的想象地理》一书绪论中，称台湾为“大清帝国最新边疆”，历史中国本身即是“一个帝国主义强权”。邓氏言其用意“不在于证明清帝国主义符合其他帝国主义（如英国或西班牙）的模式”，而是希望“在西方与中国的殖民论述之间，提出交汇点的可能性”。她认为清朝测绘《皇舆全览图》、编修《大清一统志》《皇清职贡图》等，皆为辅助“殖民统治”的手段，是清朝“文化帝国主义”的一部分。

何罗娜所著《清代殖民事业》与邓著类似，认为清朝追求实证的地图测绘以及在贵州的民族志类文本编写，与同时期西方帝国的殖民手段十分相似，因而，清朝作为一个扩张性的“殖民帝国”，同样参与了早期近代世界的构建。迈克尔·克拉克《权力之眼》也认为，清朝在新疆“模仿汉唐”的行为，与在新疆绘制舆图、编写民族志等知识建设一道，塑造了“新疆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清朝在边疆的治理手段，使得其可以与“欧洲的伟大帝国相媲美”。

前述杨斌《流动的疆域》对云南的研究，与乔荷曼《云雾之间》对贵州的表述有互通之处，都认为元明两朝对西南的“军事征服与殖民”政策，是云贵地区“成为中国”的决定因素，清朝承续并巩固了这种帝制晚期的统治方式。他甚至认为，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是蒙古征服“留下的历史遗产”，云南这一省级行政区是中央王朝的“发明”，只有本地居民形成省级认同的“云南人”身份后，云南才能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杨氏笔下的云南包括今贵州地区，他“大胆地提出”，省级身份认同“既是中华帝国时期中国人的基本组成单位，也是中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自我体现……并为现代中国的认同奠定了基础”。可见杨斌的研究不但要解构中国历史整体性，而且有解构省级认同，进一步质疑整个中国传统疆域历史叙述的取向。

无独有偶，濮德培与米华健在各自著作中，都将清朝经略新疆视为“满洲殖民主义”。濮德培认为清朝用兵新疆、蒙古等边疆地区，与同时期欧洲特别是俄国的对外殖民近似，提出所谓“欧亚相似论”。他认为清朝对准噶尔部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于清、蒙、俄三方地缘博弈中诸多的“偶然性”；这种历史“偶然性”不仅助推满洲入关、清朝统一，还以“生态偶然性”的面貌出现，令本与中国差异不大的西欧得以缔造“欧洲奇迹”，幸运地重塑下一阶段的世界秩序。更进一步，正因清朝“大一统”版图是众多因素“恰巧堆砌而成的局面”，才“难怪盛清的统一不能长久持续”。自然地，濮德培认为当下中国的广域版图并非必然。米华健则径称清朝对西北边疆的统治贯彻了“清帝国主义”，正是通过清朝“东方主义”式的文化塑造，才出现“新疆属于中国”这一观念。

无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

前述著作中，研究者往往开篇便很随意地将古代中国径称为“帝国”，这种视角贯穿全文，成为诸种推论的基础。他们指称的“中华帝国”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古代中国的“帝国特性”突出表现于元、明、清，原因在于此三朝统治了广袤地域，包含多元文化、族群，如邓津华认为，相对于明朝，清朝“从中原之国变成多元文化的帝国”；其二，元代以后，“中华帝国”通过武力征服、知识建构等手段，对西北、西南乃至台湾的统治，与同时期欧洲帝国的殖民活动相类，共同参与了对早期近代世界的塑造。

这种研究思路，让诸多中国学者感到陌生与怪异。有学者指出，16世纪西方人在与明朝接触时，称中国为“中华帝国”的说法便已流行开来。门多萨、利玛窦等认为中国每个省地域之广，完全可以称作“王国”，而在省之上的明朝，自然可视为“帝国”。至康熙时，随着传教士参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及该图在欧洲的广泛流传，当时欧洲认识到的“中国疆域”，基本是明中后期的疆域状况。这也是西方中国学“长城以北非中国”、“西南苗疆非中国”等偏见形成的主要根源，这种偏见亦表现为汉族与非汉民族的二元分立。由此，对于元、清两朝在西北、西南乃至东南统治的加强，西方中国学界将之视为与同时期西方帝国“殖民扩张”具有相同本质的行为。

将建立在西方经验乃至偏见基础上的“中华帝国殖民主义”等理论，强行嫁接到中国各区域研究的取向，不但忽视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脉络，而且含有令人警惕的现实指向。统一多民族的中国，是中华大地上生活的众多民族经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逐渐塑造定型的。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关系为例，两千年间战与和的表象之下，是两大人群无法分隔而渐趋融合的历史事实。从西汉前期与“冠带之室”对立的“引弓之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南下参与中原政权建设，以至建立辽、金、元、清等王朝的北方诸民族，逐渐成为“大一统”政权的主导者。在这一过程中，西北、西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也以多样方式参与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中。

这一过程有分有合，但分则战乱、和致发展的历史现实，使得探索和创建适合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效制度，成为中华大地上历代政权接续未断的追求。如元朝创建的行省制度滥觞于魏晋隋唐的行台，直接来源则是金代行尚书省。行省制契合了两宋以降高层政区整合集权的趋势，可谓此前历朝对高层政区制度探索的成功实践。杨斌认为只有形成“云南人”的省级身份后，云南地区才能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脱离中国政区演变的“裂变”论，显然是在刻意凸显差异，弱化中国制度的历史继承性，且忽视高层政区要依赖其下级政区而存在的基本事实。实际上，云南行省的建立，与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政区进行有效治理，以及南诏、大理时期西南局部统一同时又与中原王朝密切交往的形势息息相关。类似地，认为清朝以地图测绘与民族志编纂等手段在边疆“殖民”的观点，则完全无视中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的地图绘制传统，及史书、方志记载“风俗”以资政的史学传承。

古代中国不是“殖民帝国”

为何不少美国中国学学者走上以西方概念僵化理解、分隔中国区域特别是边疆地区的研究路径呢？从前述论著的问题意识看，纷繁表象背后，多有一条贯穿的逻辑链：元、清等王朝并非中国，而是游牧的“征服王朝”或“帝国”，其治理广袤疆域的方式可归为“帝国主义”手段；与西方近代帝国相仿，“中华帝国”也通过舆图绘制、民族志编纂等举措，对疆域进行“重新解释”，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殖民”。

通过强行比较，他们将“帝制晚期”的元、明、清三朝，置换为早期近代“殖民帝国”之面貌。如此，不但方便淡化近代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而且便于用原本批判殖民与现代化的后殖民、后现代理论，对历史中国不断进行解构。在所谓“全球史”视野中，中国边疆各区域从中国史中被割离出去，西北地区被囊括在“内陆亚洲”中，西南历史被纳入“赞米亚”的路径内认知，台湾发展则被不怀好意地放在“大东亚”的圈子里考量。这样，一幅完整的中国地图被扯得四分五裂，令人颇有晚清《时局图》之感。

此外，这些研究中也不乏对“何为中国”、“现代中国形成”等现实问题的武断判断。这些学者往往受特纳边疆学影响，认为正是早期近代“中华帝国”的边疆开拓，塑造了当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状与认知；随着“中华帝国”时代结束，中国境内各区域需要“从本土出发”、“从族群出发”，经历“脱离帝国叙事”的“解殖”过程，而这种“解殖”其实就是“去中国化”；中国应该回到那个西方熟悉与认可的“汉族中国”。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欲图书写一部“没有中国的中国史”。但历史足以证明，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各民族在千百年来的历史长河中自然凝聚而形成的，又在近代以来反抗殖民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最终定型，绝不应被冠以近代欧洲资本原始积累驱动催生的“殖民帝国”之污名。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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